李 靖
（贵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中共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919元[1]。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笔者认为在贵州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利于这一目标变成现实。具体论述如下：
一、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本质和根本原则。社会主义不是贫富差别极大、两极分化的社会,而是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中等收入者阶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社会基础，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中坚力量。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2]比重的过程。十八大报告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缩小收入差距，使更多的人分享到改革的成果。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21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今年初，国发2号文件把贵州省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上升为国家战略，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也作出“到2016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提高到80%以上，达到西部地区平均水平”的部署。据有关数据显示:2011年贵州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达65.8%，比上年提高2.9个百分点。从反映全面小康社会的六大方面看，“经济发展”实现程度为54.2%，“社会和谐”实现程度为68.3%，“生活质量”实现程度为76.3%，“民主法制”实现程度为87.4%，“文化教育”实现程度为53.7%，“资源环境”实现程度为68.8%[3]。目前，贵州省小康进程大体上落后全国8年,落后西部平均水平4年,是全国贫困问题最突出的欠发达省份[4]。如果贵州省多数的家庭能够达到中等收入水平，那么贵州省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实现了。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贵州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西部大开发十年和第二轮西部开发以来，中央在区域协调发展上给贵州省政策的安排部署非常符合中国实际与贵州的省情，共同富裕的指向非常明确。西部大开发新十年规划、推进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开发等一系列政策，对于缩小贵州与全国的差距、推动共同富裕，必将发挥重大作用。特别是国发2号文件把解决贵州贫困问题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正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战略举措和缩影。只要抓住各种重大机遇,逐步提高贵州省中等收入者比重，共同富裕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共同富裕的梦想就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在贵州省变成现实。
二、有助于扩大消费，拉动贵州经济持续增长的战略途径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扩大消费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从消费需求来看,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消费的最大群体,他们不仅有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强烈欲望,而且有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基本条件,他们稳定增长的收入水平和较高的消费倾向是支撑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而带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主要力量。近年来，贵州省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但与全国水平比，仍存在较大差距。2010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142.7元，仅相当于全国的74%；农民人均纯收入3471.9元，仅相当于全国的58.7%。为了顺应全省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民生幸福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把增加居民收入作为解决民生的最核心任务，省人民政府制定了《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以下简称《倍增计划》）。《倍增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到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12%以上、力争达到283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14%以上、力争达到7500元，均比2010年翻一番，进一步缩小贵州省居民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发展增速的差距[5]。
扩大贵州省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有助于扩大消费需求,引导我省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理论上，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是不相同的。一般来说,收入水平越低,消费倾向越高；反之,收入水平越高,消费倾向越低。低收入户虽然消费倾向高,但收入水平低,缺乏消费能力。因此,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对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收入稳定并呈刚性特征,边际消费倾向明显,能保持消费水平的稳步上升,领导着市场新潮流。目前贵州的消费结构正从“吃、穿(衣)”型向“住(房)、行(轿车)”型方向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当前，贵州正处于这种消费转型升级的时期。这个转型升级的过程正是贵州省中等收入者阶层形成的过程。这个群体越是庞大,越能提高消费水平,提升消费结构,越能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这对保持贵州省内需求的稳定增长,推动产品的更新有着重要作用[6]。数据显示从1995年至2008年，全省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53.8%下降到43.1%，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71.1%下降到51.7%。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明显，汽车、电脑、高档电器加速进入城镇家庭，住房、医疗保健和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等消费需求快速增长。2008年，贵州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城镇化率29.1%，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正处于一个新的起点。全省城乡居民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所带来的消费需求是未来一段时期我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7]。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得贵州省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提高，居民购买力提高，对扩大消费起直接作用。中等收入阶层扩大后对全省整体的消费会有更大的刺激，相应地就会促进制造商的生产能力，从而带动生产、消费市场，进而带动贵州省GDP总量的增长。
三、有助于维护贵州经济社会稳定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拉美国家的教训，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比重是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风暴中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不同表现证明了这一点。在此次危机中,韩国是应对能力最强、恢复也最快的国家,而这与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不无关系。相反,作为中下等收入国家的印度尼西亚,迄今尚未从这次危机中完全恢复过来,除了其它原因外,也与印尼社会缺少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层有关。因此,逐步培育并形成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者阶层,将推动社会稳定有序发展[8]。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当中等收入者群体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由于二者是天然的敌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一般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富豪与穷人、权贵与弱者都是少数,而作为既有秩序之基础的中等收入者在社会中占据主流,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稳定、理性、建设、务实,有助于建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
从理论上说，中等收入者比重越大，政治越稳定，社会秩序越安定，经济发展的环境越好。中等收入者充当了高低收入者之间矛盾的缓冲器,一定规模中等收入者群体的存在,减轻了低收入者的社会压力,使低收入者看到了奋斗的目标和希望。另外,中等收入者群体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仅不希望社会动荡,而且具有自觉地维护社会既有秩序的主动性。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物质基础,就是社会各个阶层不断提高收入水平,并通过收入流量形成越来越高的财富存量。因此,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解决社会稳定也就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提高低收入者的绝对收入,使其成为中等收入者；另一个就是缩小相对收入差距,而缩小相对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也是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使之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对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新的补充和具体深化。是防止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保证。在现实层面上,扩大中等收者比重,可使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保证社会长治久安,构建和谐社会。[9]
我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社会和文化结构大转型时期,收入差距出现了扩大趋势,这种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视线从全国转向贵州，出于历史、地理和民族等多方面的因素，情况更显严重。有研究称，“中国基尼系数最低的地方是浙江，最高的地方是贵州。”[10]2009年里，天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贵州与云南二省差距最大；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方面，最高的是上海，最低的是贵州，前者是后者的4.1倍[11]。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贵州，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既可以提高低收入者的绝对收入水平,又可以缩小相对收入差距,从而对社会起到稳定作用。
四、庞大的中等收入者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是建设“橄榄型”的社会结构的重要条件
人类历史上最稳定的社会结构是纺锤型或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这是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结构。所谓“两头小”,是指拥有较多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处于最高和较高社会等级的阶层规模较小；而拥有各种资源最少甚至没有什么资源处于较低和最低社会等级的阶层规模也很小。所谓“中间大”,是指就所拥有的各种资源而言,社会的绝大部分成员处于社会的中间等级地位,属于社会中间阶层[12]。可见,中等收入者是社会的稳定器和减压阀,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增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政治民主、文化发展、社会稳定。一个区域、一个城市，也同样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系统，要建设稳定和谐的社会，必须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国发2号文件提出了到2020年贵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确立了推进跨越发展、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这一切为贵州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提供了重要的抓手，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目前，我国中等收入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比例为18%左右，离西方国家的40%还有不小的距离。如果中等收入阶层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我国也可以达到35%左右的比例[13]。如果到达这个比例将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2010年4月，温家宝总理在《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提出“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之后，“中等收入者”再次明确进入中央政策视野，这也让“橄榄型社会”变得更加可期。而如何真正培育出“橄榄型社会”，至少应包含三个方面的涵义：（1）流动的“橄榄”。“橄榄型社会”不应是一个僵化的阶层结构，与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相比，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更为重要。唯有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才能舒缓贫富差距蕴蓄的对立情绪，以及由此衍生的系列社会问题。在这方面，贵州省各级政府所要做就是提供阶层流动“引擎”和“平台”。（2）轻松的“橄榄”。打造“橄榄型社会”，不只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更关系到经济宏观调控大局；不只是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更要减轻中等收入者的经济负担。一方面，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相应档线缴税比例，遏制税收杠杆“逆调节”现象，另一方面，加强对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的调控，缓解中等收入者的生活压力。（3）有责任的“橄榄”。贵州省不仅需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更需要培育一个心态稳定、对个人生活具有较高满意度、对社会具有责任感的中等收入者阶层。对于中等收入者而言，应塑造良好的公德意识及公民修养，热心公共事务和慈善事业；对于贵州省各级政府部门来说，需要“创造条件让群众批评”，引导中等收入者参与政府管理，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14]。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目标就是使收入分配相对比较平均，中等收入者占多数。这样做一方面有贵州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满足贵州大多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能使贵州形成 “高收入者少、中等收入者多、低收入者少”的“橄榄”型结构。
